今年4月，一辆民营救护车将身患重症的孩子从江西省儿童医院转运至上海某医院，800公里路程收费28000元，无价格明细，无发票，家属对此产生质疑。
江西省卫健委调查后发布公告，救护车所有方南昌赣医医院存在收费不合理等问题。目前，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已责令其退回了不合理收费，并暂停医疗转运服务。
两年前，正是一辆民营救护车跨省将病重女儿送往上海，蒋梵才保住了自己的孩子。看到新闻后，蒋梵感到愤怒的同时，更有一丝隐忧：“他的行为，切断了未来危急重症患者跨省转院的后路。”
目前，在分级诊疗的背景下，原则上不支持患者在异地三甲医院之间转院。“地区三甲医院能治99%的病。”有医生说。
然而，不同地区的医疗资源确有差异，即使同为“三甲”，不同医院也有不同的擅长专科领域。有研究表明，约50%的危重症患者会经历院际转运。
公立120实行属地化管理，不提供跨省转运。许多非急救转运机构明确表示，不再承接危急重症患者的长途转运服务。
蒋梵表达了困惑和担忧：“像我们一样的患者，到底有没有一个可以求助的跨省转运体系呢？”如果没有，在“救护车收费2.8万元”事件之后，有跨省需求的患者想要坐上一辆“安全”的救护车，还能怎么做？
大多数人都是在不幸成为那1%的时候，发现这条救命的路并不畅通。
从三甲到三甲
如果不是两年前亲身经历过，蒋梵不会知道这条救命之路有多难走。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自己都有可能失去刚出生的女儿。
2024年元旦，蒋梵的女儿出生在上海，产科的出生评分为98分，这意味着她是个健康的女孩。产后，蒋梵带着女儿回到家乡无锡宜兴，回家第三天，蒋梵发现女儿开始有些不对劲：拒绝吃奶，突然叫不醒，陷入昏迷。
蒋梵十分心焦，把女儿送到最近的当地医院急诊科。孩子病情危急，宜兴的医院替他们做了决定，当即用医院的120救护车把孩子送往距离最近的常州市某三甲医院。
一路上，女儿因为缺氧，皮肤和嘴唇都变成深紫色。一小时后，救护车抵达常州市某三甲医院。女儿当即用上了有创呼吸机，被送进 PICU（儿童重症监护病房）进行观察。检查结果显示，女儿患有先天性房间隔缺损和室间隔缺损，并且合并重症肺炎和坏血症。
该医院的医生认为，女儿的心脏问题不足以造成如此急性的病情变化，他们更倾向于认为，心衰的主因是坏血症或一些隐性的基因疾病，建议继续留院观察。
蒋梵的女儿正在接受治疗。受访者供图
在常州，蒋梵在PICU门口惴惴不安地守着。女儿的病情不见好转，她私下联系了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工作的亲戚，希望把孩子转到更权威的医院进行治疗。亲戚是心脏科的医生，他对病情的判断与这家医院不太一致。他建议蒋梵将女儿转到上海。
当天，亲戚以上海市儿童医学中心的名义向常州市某三甲医院提出，希望能将蒋梵的女儿转到上海治疗。当时已是深夜，科室值班医生表示，小孩的情况不适合转运。第二天，蒋梵又向女儿的管床医生提出要求，对方表示，他们医院具备救治孩子的能力，转院不合规定。
蒋梵不想放弃。她层层向上，找到了科室主任和院长。从白天到夜晚，经过一次又一次激烈的讨论，院长终于松口。
她不明白，自己只是想要病危的女儿得到更好的治疗，为什么仅仅出院这一步，就已经这么难？
2022年，来自国内各大医院和急救中心的近50名专家学者组成专家共识组，针对危重症患者院际转运问题，形成一份《危重症患者院际转运专家共识》（以下简称“《专家共识》”），对危重症患者院际转运决策、转运风险、评估分级、人员及设备配置等关键问题制定方案。
危重症患者院际转运流程图。来源：《危重症患者院际转运专家共识》
国家卫健委2024年11月27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的指导意见》也要求“完善双向转诊与跨区域转诊机制”，其中提到，“对于有专科诊疗需求或者对于综合能力要求较高的患者，如儿科、肿瘤或罕见病患者，医疗机构的转诊中心应优先选择医联体内的上级医院进行转诊，超出其诊疗能力范围的则应联系相应的专科医院。”
但在实际操作中，《专家共识》很难落地，医院的考量更复杂。
某地级市三甲医院的一位医生解释，医院转诊要遵循分级诊疗的流程，若病情超出医治水平，只能由下级医院转诊区域内上级医院。三甲医院之间属于同级别，哪怕是省内的三甲医院之间，原则上也不应互转。对执意转诊的患者，他们得要提交申请，再经过科主任、医务科审批、评估，流程再短也要花上几天时间。
另一位医生则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医院都不希望病人流失。一旦转院的口子打开，地级市三甲医院的病人都到省会三甲医院、北京、上海去了，地级市医院怎么活下去呢？”
跨省长途医疗转运到底有没有正常审批流程？如果有，正常审批流程是什么？
一位经历过相似处境的患者家属称，转诊流程首先需要由主治医生发起，并填写《转院转诊审批单》，说明转诊必要性并签字，再一次经过科主任、医院医保科、院领导签字批准，再由医院向当地卫健委部门提交附带患者病历及转运方案的《跨省患者转运申请书》，由所在卫健部门审批后发放《转运通知单》，并协调目的地医院接收，获取交通通行许可，最后才由接收医院和当前医院共同评估后根据病情配备ICU救护车及医护转运患者。这一说法得到了上述地级市三甲医院医生的印证。
这位家属坦言，若不是自己的情况特殊，这条路在正常情况下是走不通的，甚至许多情况下连第一步都无法启动。这是由于目前各个地级市的三甲医院可以开展当前的绝大部分手术，在转诊必要性上极难得到支持。
人找车
把女儿送到上海治疗，同意转院只是第一关。
医院告诉蒋梵，如果女儿要出院，医院不会提供人员和设备，医院的救护车也无法帮助转运。女儿仍然依赖有创呼吸机，离开了常州市某三甲医院，剩下的路怎么走，成为当时蒋梵必须自己处理的难题。
从常州到上海，路程近200公里。当时，蒋梵的女儿还未离开PICU，转运的交通工具上必须配备呼吸机等医疗设备。有病友建议蒋梵联系当地铁路局，让女儿坐高铁去上海。但蒋梵了解后得知，高铁转运的价格接近3万元，且需要走报批流程，时间难以确定。
“最好的选择还是救护车。”蒋梵心想。
许多与蒋梵有同样遭遇的家长，在追问医院为何无法提供救护车时，得到的答复只有含糊的“120不能跨省”。
然而，实际上，并没有一部条例明确规定公立救护车不允许跨省。
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武秀昆解释，制约公立救护车长途转运的主要依据是自2014年2月1日起施行的《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其第27条明确规定：“急救中心（站）和急救网络医院不得将救护车用于非院前医疗急救服务”。并且，由于调度救护车的急救中心（急救站）实行属地化管辖，各地的公立“120”实际上并不具备跨区域调度的权限和能力。
武秀昆从2003年开始研究非急救转运问题，彼时他还在河南省平顶山市急救指挥中心担任中心主任。他坦言，地区急救中心“缺人手”是长期的问题。在武秀昆任职期间，他所在的急救中心只有15辆救护车，每辆车配备一名司机、两名担架员，高峰时期24小时的出诊量在100次以上。
从急救中心退休前，武秀昆常年凌晨1点才离开办公室。他回忆，那时他的办公室正对着一盏监控探头，调度员能看到灯亮。夜半，常常三辆值班的救护车都出诊，这时若再有急救电话打到急救中心，调度员常常把电话打到武秀昆处，尽管已是临近退休的年纪，他还是会加快脚步下楼去“救命”。
“地方对急救中心的投入都捉襟见肘，（急救中心）怎么可能有余力再去做院前急救之外的事？”武秀昆感叹。
现实情况是，若公立120负责非急救转运，人力不足，财力也不足。在跨省长途院际转运仍有需求的情况下，新兴的非急救医疗转运救护车成为了跨省长途转运的“非正规主力军”。
女儿的转运，人、车、设备缺一不可，蒋梵只能再次向医院寻求帮助。
这一次，医院帮忙联系到了一辆民营救护车，并为女儿争取到两名医护人员带着医院的内部设备陪同转运。救护车开价一万余元，其中包括从常州到上海的路费、设备折旧及医护人员的费用。相比高铁转运，有院方医护人员陪同让蒋梵安心一些，她没多犹豫，便接受了这个方案。事后，保险报销时，蒋梵留意到，收据上只有一个总价，九千余元。
第二天中午，两名医护人员将医院的呼吸机和蒋梵女儿一起送上了救护车，经过3小时的跋涉抵达上海市儿童医学中心。
隔天，上海市儿童医学中心的医生告诉蒋梵：“如果再来得晚一点，孩子就没有抢救机会了。”
深圳某三甲医院的医生章扬表示，医生向患者推荐私营救护车这件事，就像早年的“飞刀”，属于没有规定明令禁止的“灰色地带”。出于医者仁心或其他原因，有些医生确实会利用调休或下班时间跟车帮助转运患者，并由患者给予一定报酬。
章扬的说法得到了一名福建某三甲医院的医生印证，但他强调，无论是否收取报酬，这在医生看来，一定是一件投入和回报不成正比的任务，“大部分公立医院的医生不会愿意，途中危重患者出现了什么变故，谁都担当不起这个责任。”
几年前，一位与“江西新余2.8万元救护车”事件经历相似的受访者正在转运途中，她当时转运时的车辆系院方主动提供，全程转运花费7500元。受访者供图
“江西新余2.8万元救护车”事件发生后，章扬感到，“口子”开始收紧，又一个可能救命的“灰色地带”正在消失。
既是老板，也是司机
四年前，孙大成从老家来上海做救护车司机。目前他供职于一家国有企业，2023年起，他所在的转运公司在上海市卫健委的指导下开通了“962130”热线，进行非急救转运工作。虽然是司机，但他也需要考取上海红十字会和上海急救中心的初级救护员证。
2018年4月，上海市“120”调度中心在“120”急救热线之外专门开通了“962120”康复出院专线，单独受理和调派送回家专用车辆。
随着非急救转运需求不断扩大，上海市卫健委开始和一些运输企业寻求合作，开通“962130”非急救助行服务热线。
“962130”收费价格明细，在小程序中面向社会公开。
什么患者能运，什么患者不能运，几年下来，孙大成有自己的判断。他的车上没有多余的设备，一般也不配备医护人员。根据公司规定，“962130”一般只能够提供老人转院或者术后康复患者转运这一类不涉及医疗行为的市内及跨省市服务。对于危重症患者、需要机器维持的患者原则上不接单。
因此，“962130”很难填补跨省急救这一部分需求的空白。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正在迅速扩大的市场。孙大成称，四年前，他刚入行时，上海有约800辆从事非急救转运的车辆，如今已翻了两倍。“这还是只是沪牌的数量，还有外地流动到上海的非沪牌救护车，数量也在千余辆之间。”孙大成表示。
嗅到了“商机”，孙大成身边的很多朋友离开了公司，买一辆车“单干”，成为了孙大成眼中的“黑救护车”。他们既是老板，也是司机，他们会在车内配备必要的急救设备，并通过微信群募集一些自由执业、有护士证的“随车护士”，组装出一套转运患者的“班子”后，在医院门口、病房等地揽客。而对于价格，也是“一口价”，没有明细。
五年前，张凤琴的女儿就死在一辆“黑救护车”上。
2020年7月29日，32岁的女儿刘丽丽因风湿病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住院治疗（下称“吉大一院”）。8月2日，医院对有头孢类过敏史的女儿注射了头孢吡肟，隔天中午，女儿被送进呼吸科重症监护室，病情危急。
两天后，医生告诉张凤琴，应尽快将刘丽丽送往北京治疗。出于对医院的信任，张凤琴一家选择了医院推荐的救护车将女儿转运往北京。
当天，这辆“医院的车”就停在楼下，车身印有“吉大一院”的标识，车上配有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上车前，车上的医生要求张凤琴先汇款一万元。为给女儿看病，张凤琴账户上只剩下7000元，她东拼西凑，又借了3000元才把车款给医生汇过去。
停在吉大一院内的救护车。受访者供图
上午10点40分，该车从吉大一院出发，途中两次补充氧气，在服务区，两名医护提出下车吃饭，时间一再耽误，张凤琴着急了，她拿出预备的面包、火腿，提出让他们先“垫垫吧”，到北京协和医院再给他们拿点钱吃饭，对方不愿意。
在救护车上，刘丽丽的病情出现了变化。张凤琴看见，医护人员给刘丽丽注射了三针药物。“我问她打的什么药，她不说。我要看，她也不让我看。”张凤琴回忆起救护车上的情形，仍然情绪激动，她记得，当时监护仪上女儿的心率急速下降，医护人员在给刘丽丽做心肺复苏的过程中她已经呼吸不畅，口鼻冒血。当晚11点半左右，该车行驶在北京市通州区途中，刘丽丽在救护车上不幸去世。
事后，张凤琴得知，这辆印有“吉大一院”标识的救护车并不属于吉大一院所有，而是归属于仁康急救站。张凤琴将吉大一院和仁康急救站告上法庭。
法院证实，仁康急救站无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医护人员也不具备急救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2019年，吉大一院曾与控股吉林省仁康急救站有限公司51%的长春东业投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允许仁康急救站在吉大一院开展院后病人转运服务。2023年7月19日，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宣判称，吉大一院赔偿约9.1万元，仁康急救站赔偿54.6万元。
吉大一院签署的协议。受访者供图
“挂靠”现象在非急救转运救护车行业十分常见，这也意味着，任何一个机构或个人都可以购买一辆救护车，挂靠在基层民营医院急救站或者其他医疗执业机构，不受任何监管地进行独立运营。
记者以购买一辆救护车的名义向社交媒体上一家救护车厂商进行咨询，对方表示可以，并提出在该厂购车还可以帮助办理上牌手续，在售的一些二手救护车则无需再次办理手续，可以直接营运。
“‘黑救护车’存在的原因就是合理的需求得不到正规渠道的满足。”武秀昆总结。但他也指出，什么样的车是“黑救护车”，和运营它的主体无关，“黑救护车”的基本特征是低成本投入和低成本运营，这在一些经卫健部门审批报备的“正规”转运救护车上，也很常见。这些“黑救护车”长期运行、医疗设备型号简陋，且不配备有具备急救能力的医护人员。在这类车上，不仅患者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还有可能遇到漫天要价、中途加价的乱象。
几年前，武秀昆远赴新疆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进行调研，这是当地最大的综合性医院，喀什地区的急救中心也设在其中。彼时，非急救医疗转运行业刚在喀什发展起来，两个河南小伙两年前刚从军队退伍下来，留在了喀什当地，原本想在旅游业找就业机会，偶然的机会接触了医疗转运，合伙买了辆救护车。
在喀什，转运到省会乌鲁木齐的病人最多，单程1500公里，最快也要开上十几小时，中途越过天山，途中病人的病情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兄弟二人没有急救的经验，也都不会操作设备，他们找到了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合作，基层医院平日任务少，只要提前跟某个医生或护士打声招呼，由他们了解情况之后，跟车出诊。事后，两兄弟直接支付一定的报酬给基层医院的医生、护士。
他们的做法让武秀昆印象深刻：“不管怎么说，人家找的是正儿八经的医生，不是穿个白大衣，临时上阵。”
只能等死吗？
蒋梵的女儿在转运到上海市儿童医学中心后，病情得到控制，并进行了根治手术。如今，女儿已经和其他正常的孩子无异，只需定期复查。
一直到今天，蒋梵的网名还是“幸运宝宝”。在上海市儿童医学中心住院期间，蒋梵的“幸运”在其他病友的经历中不断得到印证。作为全国最大的儿童医学中心之一，许多外省家长为了送孩子来到上海接受治疗，用尽了一切办法。
她见过一位山东淄博的爸爸，因为当地医院拒绝提供跨省市转运服务，只能冒险开着私家车将刚满月的孩子送往上海。在手术室门口，这位爸爸告诉蒋梵，当车停在上海市儿童医学中心门口时，他全身瘫软在方向盘上，失去了所有的力气。
武秀昆坦言，在目前的情况下，靠财政独立投入建立一个覆盖全国的跨省转运运营系统，几乎不可能。至少在当下，还是应该支持非急救转运市场化、商业化，让社会资本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也因此，让“黑救护车”不“黑”，才是当务之急。
武秀昆认为，将民营救护车置于监管之下，要先从救护车的收费抓起，“收费规范了，一大半黑车就不‘黑’了”。他提倡机构参照眼前急救收费标准，在盈利的情况下，自行制定合理的收费标准，并向相应的政府部门进行报批报备，同时向患者公开、透明地展示，“明码标价，广而告之”。或者，由有关部门调查研究，做好成本测算的基础上出台有利于产业发展的政府指导价。原则上，收费的机构应当出具发票或收据，确保一次性收费、合理收费。
2018年起，针对部分省市存在“黑救护车”非法开展非急救患者转运工作的现象，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的意见》，提出联合有关部门严厉打击“黑救护车”，亦明确表示将启动相关制度建设，研究制定非急救转运服务的规范性文件、准入标准、车辆技术要求和收费标准，明确监管部门及职责，并联合公安、交管、交通运输等部门开展执法整治，打击非法运营行为。
长期以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鼓励各地探索规范非急救转运服务的路径，如广东省将其界定为社会化事项，支持成立两家非急救转运机构；江苏省南京市于2018年8月启动非急救转运社会化服务，投放首批20辆“南京市非急救转运服务车”，设立24小时调度中心并开通专用转运热线。
这种由地方政府主导建立非急救医疗服务调度平台的模式，逐渐成为主流。以北京为例，此前，北京长期存在120与999两套并行的院前医疗急救体系，承担急救与非急救转运任务。武秀昆介绍，2020年7月，北京市对院前急救资源进行整合，统一急救呼叫号码为120，将999归属的红十字会职责调整为负责非急救转运与航空医疗服务，目前，999的日均呼叫量超500次每天，已发展成全国最大的非急救转运平台之一。
2023年5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印发《改善就医感受 提升患者体验主题活动方案（2023—2025年）》，明确提出要“积极探索非急救转运服务”。文件要求，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省会城市应率先开展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试点，建设统一的非急救转运服务平台，落实统一呼叫、统一受理、统一调度的机制，实现急救与非急救服务的分类分流，以更好地满足患者在急救与非急救医疗转运方面的不同需求。
遗憾的是，行业标准的形成需要时间，目前国内仍未有针对“非急救转运”的全国性的指导意见。武秀昆亦观察到，“非急救转运”无法呼应急症患者长途转运的需求，其中的原因有急救行业从业人员短缺、难以职业化等无奈，很难在一时间得到解决。
武秀昆透露，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北京市红十字会救援中心主导编撰的《非急救医疗转运实用手册》即将出版，这将成为我国第一部非急救医疗转运方面的专业书，指导非急救医疗转运从业者的服务和工作。
患者合理的需求应当得到正规渠道的满足，武秀昆认为，规范的跨区域非急救医疗转运体系或迟或早，终会建立。他期待，未来有一天，我国也会建立一个类似“120”那样的指挥调度系统，正如北京市红十字会救援服务中心现在使用的“999”短号，用于受理各种非急救医疗转运需求。
“当你一筹莫展之际，可以拨通这个号码，找到一辆正规的跨省救护车。”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除张凤琴、刘丽丽、武秀昆外股票十大配资平台，其余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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